四部委提出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的主要任务

2.3当代中国人权观的目标定位、法治路径、评价标准 目标定位——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根据《宪法》第127条第2款确定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有以下三层涵义：一是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互相配合，如根据《监察法》第47条第1款的规定，对于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被调查人采取强制措施。2018 年3 月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连续制定并印发了多种规范性文件。

（六）违反规定发生办案安全事故，或者发生安全事故后隐瞒不报、报告失实、处置不当的。又如，《监察法》第56条规定：监察人员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忠于职守，秉公执法，清正廉洁，保守秘密。结合国家公权自行扩张的天然属性、国家监察权的中央事权属性、监察一体化的组织目标和全国一盘棋的改革目标、同级党政机关相对于本级监察机关的优势地位、反腐地域差异的实际程度以及监察活动的实践需求等多重因素，省级监察机关制定法规规章不仅与监察改革初衷不符，亦有违监察法治原理，甚或导致各个省份在监察工作上各自为政、自行其是的尴尬局面。众所周知，近年来，您围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发表了诸多具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观点，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相关论文的引用率都非常高。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监察机关及其监察人员职务违法的调查、处置权在实操中由监察机关自己行使，国家监察法的规定也意欲确认此种现状的合理性。

对于这个问题，您能具体谈一下吗? 秦：因为未能摆脱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指导思想，《监察法》仍只是一部对国家监察工作起统领性和基础性作用的法律，其中的现有规定难以为监察委员会的运行提供充足的规制供给。在对人大代表涉嫌职务犯罪采取监察留置措施时，必须恪守宪法、组织法规定的对人大代表的特殊保护法律程序。对防疫的数字式监控技术如此滥用，实际上无异于不经过任何法定程序就可以把人监禁14天。

财新：随着中国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尤其是立法逐渐覆盖，加之司法体系的稳定，你认为未来中国法律（法治）建设的重心应该集中在哪些方面？当前中国法治的薄弱点主要还有哪些？ 季卫东：在中国，立法覆盖与监察覆盖是一枚铜板的两面。为用户提供推荐偏好的进入与退出窗口，尊重与保障用户的参与权。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在特定体制机制的促进下，能作出决断的裁量权会大幅度膨胀。财新：你如何看待算法霸权问题？很多人对当前的算法问题表示担忧，规制路径应怎样完善？ 季卫东：的确，算法也是一种权力，甚至在有些地方，特别是在决策自动化方面还出现了算法独裁倾向。

这种争抢型投资活动会进一步加重投资过剩的问题。这些现象的频繁出现固然与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观念以及政治行为方式有关，当然也与程序设计的合理性有关。

对法律有没有信任，这才是个真问题。律师越受压抑，法律就会变得越粗鄙。不言而喻，如果公权力以安全或公益的名义对自由的限制有所增大，那么法律程序对个人权利的保障也就随之有所削弱。2009年1月3日，比特币从构想变成现实，这同时也是人类首次应用区块链技术的历史瞬间。

如果应对失措或失灵，世界经济也可能出现深度衰退乃至大萧条。法学学术的繁荣对于法治建设有何作用？ 季卫东：的确，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法学研究才会繁荣、法律制度才会不断进化。但是，算法似乎在更多的场合表现为王道，而不是霸道，即通过行踪分析、欲望解读以及诱因提供等比较隐形的、温柔的方式进行因势利导。

财新：疫情也可以视为一种风险，面对风险社会的治理给正在推进中的中国法治提出了哪些警示？ 季卫东：在风险社会，正如反恐以及新冠疫情防控等事实所彰显的那样，在公共利益受到威胁的状况下，个人自治与集体责任、自由与安全之间的张力变得更加紧绷。法律信任何来 财新：近几年，不少人认为关于法治的讨论，无论是社会大众层面，还是学术界，似乎不再像前些年那样热烈和活跃。

在深度衰退或大萧条的阴影下，各国都有可能加强权力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一般而言，从2014年开始，中国的司法改革进入深水区。

从数字经济的角度来把握基本权利，还应特别重视对公平分配数据利益的合理期待，这种赋权的关键恰恰是形成一种对不同属性的人权之间关系适当处理的机制，即人权相互的调整，当然也势必涉及个人数据权利与公共利益以及改进人类整体福祉的导向之间的协调。财新：中央三令五申，疫情防控禁止一刀切、层层加码，但不少地方仍然出现类似现象，这对法治建设可能造成怎样的影响？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现象背后的实质是什么？ 季卫东：例如，在2022年奥密克戎疫情防控期间，应收尽收政策在基层执行时曾经导致高龄老人被移送到方舱医院，以及幼婴一人被留在家中这类不近人情的荒诞事态发生。从总体上看，两年多前颁布的《民法典》是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吻合的，是改革开放成果的制度化形态，也是法治社会发展的一座具有深远意义的里程碑。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公布的统计数据，到2022年6月底为止，全国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的人数共有22万多。从此以后，互联网上的交易可以在有意愿的客户之间直接进行，而不必让特定的第三方来独占数据进行处理。也许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人们很容易接受这样的主张：应该让政府积极有为，采取抑制投资的举措。

缺乏正当性根据的法律很难让大多数人自发地遵循，因而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花样翻新的强制措施，这就会使执法成本不断攀升。因此《民法典》第1032条到第1039条就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作出详细规定，特别值得关注和给予高度评价。

究竟什么因素一直在影响程序正义发挥作用呢？从实践来看，直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法律程序不灵的体验。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颁发，首次把数据与其他四大生产要素并列，明确了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的目标，并且提出了根据数据的特性厘清相应的产权关系、建立和健全数据产权交易和行业自律机制的重要课题。

这样的趋势固然有利于行政的弹性和效率，还有利于根据结果进行高度聚焦的问责，但也为管理者的主观恣意留下了较大的流转空间，并在无从对个人问责的情况下导致无人负责的局面，甚至有可能最终严重削弱国家权力结构的合理性及合法性。宪法和基本法律的修改更应在专家以及全民范围内充分讨论，还要鼓励法学界不同观点的争鸣，鼓励舆论界就公共性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另一个是贫困，从个人贫困到社区贫困。因而国家权力可以通过《民法典》来规范市场行为，但与此同时，《民法典》也使治理变得非人格化、权力变得抽象化。其次，风险社会的特征使行政权的主导地位更加巩固，因而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代表民主性的立法权和代表专业性的司法权都不得不随之相应弱化或者虚化。政府和疾控中心应该公开信息和履行说明义务，让专家和利益攸关者在公正的程序中进行论证式对话和法律议论，以便把风险评估以及预防的适当比例原则也嵌入决策，避免一刀切。

观察发病率的系统、医疗理论和实践的标准化、控制医疗的行政组织及其权力的发达，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国家医疗警察的主要内容。从2016年底开始，中国通过一些单行的法律、法规、规章对数字化时代的新兴权利进行认定和保护，并明确了相应的义务和责任。

在多人在线游戏中，用户之间的关系最终取决于自主交涉，《史记》中所描述的那种天下以市道交现象以及价值取向会不会再现？虚拟空间中的分身能否具备网络人格？平台能否对元宇宙用户的自我设计乃至空间设计进行干预？克服现实距离而形成的新型人际关系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在分散型互联网中如何进行社会整合？当互联网3.0使数字经济原理从竞争转向共创，社会正义观以及人们的规范意识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深入探讨。一般而言，财政政策将在克服衰退方面发挥主要作用。

上述机制设计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法官能够真正地独立行使审判权、法院享有最终判断权和非常高的社会信誉。反过来说，要防止这类流弊，适当处理疫情防控与权利保障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坚持比例原则和预先衡量原则。

政治决策为了减少难度，必须采取适当的方式减少复杂性。为此需要形成一个高质量的法律解释共同体，需要一大批像牛虻一样的律师不断发现法律上的瑕疵、不断跟法官以及政府官员较真。不得不指出，这些剥夺公民自由和财产权的模拟式遏制的做法缺乏充分的法律根据，也没有履行正当的手续，显然违反了程序正义原则。再次，法律必须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平和精密化程度，凝聚一个国家的最高智慧，否则就会在实践中出现各种纰漏、丧失威信。

根据2022年7月11日《法制日报》微信公众号报道，核酸检测曾经呈现阳性、进过方舱的公民以及新冠肺炎康复者在求职时屡屡碰壁，有些企业在招聘广告中明确要求历史无阳。个人信息保护不力的障碍或者难点何在？如何构建较为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 季卫东：从2011年初达沃斯论坛的主题讨论开始，数据就被广泛视为网络空间的新型石油，数字世界的新型通货。

这种对立直到今天仍不能化解，可以说罗斯福新政是构成盖棺而不能论定的一个罕见例外现象。例如，前者强调市场预期和法治政府，后者强调风险的防范、预警以及灵活机动的危机管理。

根据这个命题，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不应该继续发挥决定性作用，行政规制也势必大幅度减少。由于罗斯福新政的一些政策举措与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有所冲突并损害了部分阶层的利益，所以引起社会评价上的重大分歧，工业复兴法等三部法律后来被联邦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